前面介绍过的那位担任一分区地委学习委员会秘书的1923年的老党员李舜琴，五次被捕。但被捕期间的表现可查，又有不少证明人在世，且证明人都担任着各级领导工作。所以李舜琴可以过关，但得不到重用，不能够被任命重要的领导职务。否则，他的资历足可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

还有一个胡敬一，这是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留下名字的，当时任一分区民运股长，一度是杨成武夫人民运干事赵志珍的顶头上司。胡敬一之所以被杨成武收入回忆录中，还是因为他的名气和资历。

胡敬一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据说担任过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三十年代初被国民党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成为后来“61个叛徒集团自首出狱”中的一员。

虽说“自首”是出于组织上的安排，比胡敬一更大的**干部有的是呢，但当时底层的干部并不理解。所以胡敬一到一分区来的时候，一分区组织科预先通知政治部的干部们，将胡敬一的到来和身份作了介绍。

你只要看到，当时一分区只给这个胡敬一“民运股长”的职位，就知道当时一分区领导并不看重这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到了1942年“精兵简政”，胡敬一连这个民运股长的职位都没有了，被精减下去，据说是发挥他“搞地下工作的特长”，被派到日本人在涞源县开办的石棉矿，作管账先生。

《杨成武回忆录》中提到胡敬一，是因为他被派到日本在涞源的石棉矿上做管理工作，他暗中与八路军策应，搞到了当时八路军奇缺的、自己也无法制造的大批黄色炸药。在炸鬼子炮楼，炸公路、铁丝网，远比八路军自制的土炸药威力大多了。

《杨成武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是他还搞到了一批用作包装石棉的口袋，口袋的材质远胜于当时用作八路军军装的冀中紫花粗布。所以1943年，一分区许多干部都穿上了用槐树豆染色的新军装，有谁知道这新军装是用日本人的包装口袋来做的？

胡敬一活到了解放后，据说，他最后的职务是国家档案局局长（抑或是副局长），文革中去世。

据猜测，当年在一分区，杨成武像那些所有一分区干部一样，并不了解胡敬一的身世经历。直到文革中，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文革后又为之平反，杨成武才了解，当年在他手下一个看不起眼的小股长，竟然在他参加红军以前就成为党的领导干部。杨成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赞胡敬一，也是对自己在抗战年间的冷待他做个弥补吧。

一分区还有一位留过苏的老党员，在一分区政治部当过副指导员，叫薛世聪。他为什么没能得到重用，叶是因为他也被捕过，而且是在苏联被捕的，曾被押到远东的金矿劳改。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回到中国来参加抗战。他也属被“内部控制使用”的管理干部。

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人，只要你的档案里有个“俘”字，那就意味着你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就算沾上一个洗不掉的污点了！甭管是啥运动，都能把你划拉进去站队，说不清的那极大可能就被处理了，能说清的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好歹混到全国解放了，可以松口气了吧，事实证明大部分人都没挺过文革！

要不为啥我党再进行政治教育的时候，强调坚决不当俘虏呢，这确实是先提了醒的！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抗战期间的一分区锄奸科可真忙呀！不光是盯着敌占区的鬼子伪军汉奸，还要向内盯着大批的我党干部战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