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消息灵通的安晓彬而言，乔伟还真是后知后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打电话来告诉他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在社科院是研究员，去中纪委还是个研究员，田大博士实在兴奋不起来。要知道回国前导师曾给他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推荐他留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一封是推荐他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国际公务员。

外人看来或许会感觉不可思议，但在美国，尤其在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哈佛，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位亦师亦友的导师，是国际上公认的政治哲学大师，曾先后兼任过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副总统的政治顾问。甚至连“红丝带关爱基金会”的一部分善款，都是在导师的穿针引线下帮着募集到的。

也正是有这层师生关系，外交部驻波士顿领事馆才对留学期间的田文建格外关注。不但隔三差五的邀请他去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还鼓励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尽可能地参与哈佛大学组织的一系列国际事务实践。比如监督一些非洲国家的大选，给制宪会议担任法律顾问等等。

对此了如指掌的乔伟，哪能不知道这个副局级干部待遇，对现在的田大教授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令他倍感意外的是，田大教授不但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还痛痛快快的答应了下来。

看来是骂人骂上瘾了，乔伟感觉是那么的讽刺，但细想起来又感觉很好笑，毕竟这个职务太合适他了，就像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似地。

跟几个月前来社科院报到不同，这次不需要乔伟派人帮着办手续，而是由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刘副组长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并亲自送他去平安里西大街47号报到。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纪检组找田文建谈话的消息不胫而走，哲学所上上下下为之一片哗然。暗想田大教授既不是领导，又没有担任公职，怎么会被纪检组叫去谈话？难不成他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有猫腻，现在东窗事发了？

中纪委拿学术[***]开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看着田大教授上了纪检组的车，一时间人心惶惶，居然有种兔死猴烹的感觉。

社科院太大，一类学科、二类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高达四十多个。作为哲学所的一名研究员，院党委办公的科研大楼田文建还是头一次来。

“坐，快请坐。”

刘副组长五十来岁，留着短短的络腮胡子，在社科院这个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显得是那么的扎眼。田文建微微的鞠了一躬，等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并反带上房门后，才慢慢地坐了下来。

“田文建同志，我现在代表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跟你谈话，你是一个老党员了，应该清楚组织谈话的严肃姓，请你认真对待，如实回答。”

到底是搞纪检的，一脸严肃无比的表情。田文建重重的点了下头，说道：“是，刘副组长。”

刘副组长扶了扶眼镜，一边翻看着他的档案材料，一边冷冷地说道：“田文建同志，你在大学期间、服役期间，以及在j省龙江市工作期间的档案都很健全，各方面的表现可以算是可圈可点，但在美国留学期间却是一片空白，现在请你谈谈留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组织生活一次不少，隔三岔五的还得上街游行，先后去纽约或华盛顿迎接过三次出访美国的中央首长，给各省市招商引资代表团和考察团当向导更是家常便饭，一件件一桩桩名副其实的“义务劳动”，领事馆记得清楚着呢，什么叫一片空白？

尽管田大教授一肚子的牢搔，但考虑到组织谈话的严肃姓，不得不简明扼要的将留学经历，一五一十的道了出来。

“……以联合国实习生身份参加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领事馆都清楚，甚至还有我的实习报告原件，具体情况您可以找王云涛参赞证实。至于生活方面嘛，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与同期赴美的其他学员不同，一下飞机就面临生存问题，必须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并攒够学费以完成学业。”

刘副组长沉思了片刻，接着问道：“田文建同志，你说的这些我们会证实。可从档案材料上来看，你出国前的专业是摄影，在职硕士研究生也只读了大半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考上哈佛的？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还是各方面要求都很高的哲学。”

一个搞摄影的，四年里就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国内都实属罕见，更何况还是在学术问题上六亲不认的美国呢？毫无疑问，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见刘副组长紧盯着自己的双眼，就像要看穿自己似地，田文建连忙坐直了身体，若无其事地说道：“这个问题就有点难以启齿了，不怕您笑话，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真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考上。”

“说具体点。”

“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首先，我报考的那一年中美非常紧张，我好像是唯一的中国考生。而哈佛在录取留学生方面，又比较照顾发展中国家，更何况我报考的是极其冷门的哲学，并不是竞争较为激烈的商学院和法学院。”

田文建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其次，那时候的我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从大二就开始自学哲学和心理学，一直以来没有老师教，对一些理论的理解很肤浅。可能是因为两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我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招生委员会认为很奇特，所以就稀里糊涂的考上了。”

国外是因材施教，宽进严出，与国内的教育体制有着天壤之别。刘副组长这才明白了过来，沉思了片刻后，突然话锋一转，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前天在党校的那番演讲，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具有着很大的争议，我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讲那些话的？”

到底是中纪委啊，连走过场都搞得这么麻烦。田大教授暗叹了一口气，一脸严肃地说道：“不怕您见笑，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为此还曾两次去过德国的特利尔，站在马克思故居前仰视他的头像；同时我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风骨的人，虽然无法与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梅兰芳蓄须拒为倭人演戏那种风骨相比，但还是以为一个人可以追求名利，但不能为名利所奴役。

正是因为太理想化了，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总容易被外在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激怒。回国前一年我去过澳大利亚，见着了一个你们的漏网之鱼。前天站在讲台上，我就情不自禁的想，下面还有没有像他那样的人，想着想着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也就说了一些比较刺耳的话。”

远华大案尽人皆知，可不管姓赖的有多大名气，出逃前也没资格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台下。刘副组长沉思了片刻，猛地反应了过来，禁不住地问道：“高吗？”

“除了他还有谁？”

原南云省委省委书记高严，建国以来携款出逃级别最高的官员。正是考虑到影响太过恶劣，上上下下捂得死死的，都两年了，居然没有漏出一点风声。田大教授之所以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想尽快结束这次审问式的谈话。

高严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勾搭上了，该女人并成了他包养的情妇。可能在南云省乐不思蜀了，在调任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后，姓高的魂不守舍，朝思暮想、心迷神慌，根本无法做到气定神闲、坐班理事。

为了逃避监督，甚至在沪市设立“行宫”，与该女主持人共享奢华。不但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两万元。而且还在沪市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

同时，他还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沪市购买了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营造安乐窝。

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他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沪市的“行宫”里，在床上拥着女主持人，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曰常工作。他的贴身秘书叫黄雨，他常常是“高屋建瓴”地向黄雨提几条重要的提示，然后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