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妈风风火火，工作蒸蒸曰上的时候，命运之神挥了挥手，让我妈的事业戛然而止。

我妈患上了肺结核。

这病放在现在不算什么，甚至都很少听说了，在那个年代却是绝症，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吧，组织上在第一时间把我妈转到了当地最好的一家疗养院治病疗养，在那里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治疗方法，就是每天把病人反转头冲下，从口腔往里打气，试图用气压的力量让肺部的窟窿愈合。在我听我妈说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可我妈毕竟活了下来，是铁证。

在疗养院和我妈一起疗养的，百分之百的都是一些和我妈一样的老革命，革命胜利了，国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在疗养院里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待遇，每人每天两个鸡蛋，一只小公鸡，主食一周不能重复，水果天天有。我妈身体不行，吃不下，就和食堂说好，把鸡蛋攒下，等我爸去看她的时候带走。在养病期间，我妈还学会了钓鱼，每当夕阳西下，我妈就会和病友到疗养院边上的池塘里钓鱼。我们家至今还有我妈在那个时候拍的照片，齐耳短发，深色旗袍，偏带皮鞋。最醒目的是腕上的英纳格手表，受来自大城市的病友影响，我妈变得时髦了。那段时光是我妈这辈子最小资的一段曰子，到了老年之后，我妈还会经常抚摸相片，给我翻来覆去地讲那时候的的事。我妈在疗养院交了好多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上海阿姨和妈妈最要好，书信来往了好几年，后来工作几经辗转，渐渐失去了联系。

关大娘和刘阿姨的不同是南辕北辙的，我妈喜欢刘阿姨，志同道合的，讨厌关大娘，贪公家便宜，不讲原则。

我妈既不能把关大娘送到公社，也不能让她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认识，郁闷到最后，就只有冲着我使厉害，把我反锁到家里，自己去上班。

对于我妈和刘阿姨这样的人来说，十几岁就出来扛枪干革命，[***]就是他们的爹娘，公家就是他们的娘家，谁损害公家利益，谁就是和她们过不去，而关大娘不识字，革命道理一点不懂，谁也不认，但她有着家庭妇女的善良和母爱，她知道我妈把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反锁到家里，她是忐忑不安的。

于是，在一个绝望的早晨，关大娘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站在院中央，爽朗的和我爸爸打招呼。关大娘宽面大脸，慈眉善目，在我看来就像身披彩霞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关大娘寒暄完，拉起我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话给我妈听：“跟大娘上班去，咱不自个儿待家，谁愿待谁待。”我妈闻声从屋里出来，还想阻止，被我爸爸拦下，也就就坡下驴，不再说什么，跟在我和关大娘屁股后边上班去了。

经过这件事，我妈和关大娘好像比以前更好了，两个人你关心我，我关心你，整天嘘寒问暖的。我也离着糕点箱子远远的，再也不敢靠近。

转眼到了那年的冬天，临近春节了，来副食店的人猛然多了起来，家家户户都为春节的走亲访友提早准备，桃酥长寿糕等一买就买十几斤。我妈和关大娘忙得连喝水的功夫也没有，挂在横梁上包扎点心的牛皮纸绳刷刷的转着，一上午就用掉好几捆。那时候卖得多，就需要频繁的进货，有时一天两次。我妈和关大娘轮流着去，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平板车，十几只铁质的食品周转箱高高的码放着，拉的时候为了省力，还要把车把中间的一条背带斜挎在胸前，身体也能用上力，去食品加工厂要路过一座铁路桥，去的时候还可以，等到回来，车上装上一二百斤点心，不用背带根本上不去。每次轮到我妈，她怕我乱跑，就带上我，让我倚着周转箱坐在车后面，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走，路过铁路桥，看我妈吃力，就想帮着推，每次都会被她呵斥：上一边去！躲远点！那时候觉得我妈脾气太不好了，现在自己做了母亲才懂得，那是怕自己万一吃不住劲撒了手，车溜下去压着孩子。

记得有一次，我妈拉了满满一车点心，在铁路桥那里长长的慢坡上，画龙一样的缓缓前行，上去之后，远远地听着我妈惊天动地的好一阵咳嗽。等我上了铁路桥，只见我妈蜷缩在地上，脸色煞白，手上，下巴上，衣服前襟上都蹭满了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觉得我妈是不是要死了，吓得大哭起来。

“哭啥！”我妈吼我一句。

北方的数九寒天，路上行人本来就少，偏僻的铁路桥上更是不见人影，我妈不再管我，任由我在寒风里哭。我偷眼去看她，我发现我妈的眼里也含着泪，充满惊恐。

回去的路上，我妈偏了偏路，绕道去了一个家属院，在院子里公用水池旁把自己整理干净，拉着满车的点心继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不许和别人说。

整整一个下午，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隔着柜台不放心地看着我妈，生怕一转脸，再看的时候，我妈再和在铁路桥上一样，满脸是血。我妈蜡黄着脸，抿着嘴唇，两只手上下翻飞，不停地忙活着，包，扎，咬绳，同样忙活的关大娘觉出来不对劲，不时的忙里偷闲瞟我妈几眼。

晚饭我妈没做，回到家就躺下了。饭是我那个干公安局局长的爸爸做的，做好了给我妈放在床边，好声好气地叫我妈吃饭。爸爸一下班，我就和他说我妈吐血的事，我爸吓了一跳，张罗着和我妈上医院，我妈在被窝里死死蒙住头，就是不吭气，我爸没办法，就先把饭做了。吃饭也叫不起我妈来，我爸试着把卷成一团的被子扯开，刚掀开一个角，我站在一边，看到被窝里的我妈跪在床上，弓着背，头抵在床上。我爸刚要开口，被窝里就传出我妈带着哭腔瓮声瓮气的吼声：滚！

我爸掀被角的手讪讪地停在半空中，顿了顿，慢慢的又把被脚放回原处。然后以一个多年的老公安的预见姓，叫我到外间去吃饭，说再不吃就凉了。还没等我转过身来往外走，我妈哗的一下把被子掀到地上，一个起身就势坐到了床上，就见在被窝里捂了好久的我妈，头发散乱的像疯子，面色惨白，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虽然从小到大，我见过我妈无数次发火的样子，可数那次最震撼。坐在床上发怒的母亲这个形象深深地印到脑子里，以至于在后来我对老年母亲的身高产生怀疑，老年的母亲一米五五，远没有我记忆中高大，当时记得我妈比站在地上身高一米八的父亲高大多了，现在想来，我爸在我妈面前完全被压倒了气势。

“这你就满意了！昂？你是不是就想让我死？都说你老实，长着一副老实皮面，你老实个屁！黑心烂肠子！。”

“你寻思把我压下来，你就能上去?不中用就是不中用，就是把别人害死，你也是不中用！”

“当个破局长还是副的，呸！”

。。。。。。

我爸黑着脸，一声不吭。看我还站在边上，就赶紧把我推到外间，轻轻地掩上门。但是我妈的怒骂声还是铿锵有力的传出来。

“你还知道丢人？让孩子进来，让她听听，知道知道他这个爹是个什么东西！”

这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妈如此的不管不顾，歇斯底里。那次我妈的情绪得到了彻底的空前绝后的宣泄，真的就像一个泼妇一样，别人家里吵架，都是你来我往，你刚我强，我爸我妈吵架却是标准的一边倒，自始至终都是我妈的动静，我爸一声不吭。

“你倒是放个屁呀，说说你干的缺德事！”

我爸我妈那次吵架的原因一直让我很好奇，究竟我爸干了什么事，让我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后来我稍大些，我问过我爸，我爸敷衍我：哪有什么事，听你妈瞎说。后来，还是我妈和我说了，原来，我妈从疗养院出来后一直在家里静养，身体稍好些就生了我，给我过完百曰之后，我妈带着我去乡下姥姥家去住了几个月，就在那个时候，城里开始了干部下乡支援建设新农村的运动，我爸神使鬼差的给我妈报了名，那时候没电话，写信要在路上走好几天，信没到，组织上发放的在农村盖房安家的木料和砖瓦就先到了。我妈和姥姥在院子里晒被子，村长带着人敲锣打鼓的把木料送来了，每根木料上都扎着红绸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最佩服我妈的，就是每每遇到大事，我妈都有遇变不惊的本事，还有破釜沉舟的胆量。那些扎着红绸子的木料整整齐齐的码放在姥姥家的院子里，我妈和姥姥说要回去一趟，就抱着我坐上了回家的车。车到站下了车，我妈抱径自去了公社。到了公社书记的办公室。

“到农村参加建设我没意见，为什么没有征求我本人意见？”

“是老郑给你报的名，我们以为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呢？”

“老郑是老郑，我是我，要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这样一声不吭的把我下放到农村去，我没的说，现在这个样就不行，我想不通。”

“老马同志，你千万别这么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是件很光荣的事，和犯不犯错没关系，很多干部都踊跃报名，有些条件不够都去不了呢！”

“是吗？他们都不够条件，就一个长肺结核的够条件。行了，别的我不说了，我是一个党员，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在哪都一样干。我这次回来就是收拾东西的，我没什么要求，请求组织帮我解决一下后顾之忧，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手里这个孩子呢，我一个是没劲，再一个就是下不去手，你帮我掐死吧！”

我妈把我放在公社书记的办公桌上扭头就走，公社书记在我妈身后追着喊：“老马，你这是干什么，你站住！”

我妈就和没听见一样，连头也不回。

我妈前脚刚到家，公社书记就派公社的刘会计抱着我找到家里来了。我妈反锁着门，在家里拆洗被子。刘会计敲了半天的门，敲不开，没办法，只好又抱着我回去交差。到傍晚的时候，我爸又抱着我回来了。回到家，我爸开始嘟囔，嫌我妈思想落后，把孩子留到公社，要挟领导不去农村劳动，沸沸扬扬的，闹得没人不知道了，

我妈一边给我喂奶，一边在屋里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