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当然，戴春生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引进、消化、吸收，这是当前国内很多领域的通行做法。从国外引进技术，然后尝试进行本地化生产。以普桑国产化项目为例，走的就是引进技术，然后来件组装，最后逐步进行国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符合要求的零部件生产体系。

而且质子号也确实足够先进，在实现质子号国产化之后，这个型号起码够中国用上二十年。有这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也的确不需要太过急迫进行技术上的冒进行动。质子号项目的成功对中国航天必然影响深远，如果改进失败导致事故发生，显然对航天事业会造成巨大打击。

从一部分科研人员的角度，以及企业运行、经营和多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考虑，确实“稳”一点没什么不好。

按照当前的进度，第一枚质子号火箭从国内组装，然后逐渐实现质子号的国产化，最后实现国内质子号的规模化生产，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提升就已经非常可观。

“责任，我可以来负。”

坐在左手第一位，胡文海看向下面的人，说没有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平号入华的项目上确实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在技术路线上航天总公司却始终把持着足够的影响力。

现在双方是谁也离不开谁，胡文海自己搞不定和平号，和平号离了他航天总公司也要抓瞎。航天总公司和胡文海的合作虽然顺利，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歧。

“航空、航天，可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对航天技术不敢说了解，但在航空产业上多少有点发言权。”

胡文海按着自己面前的话筒，组织了一下语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自己其实也并不完全有把握。如今的世界已经与他所经历过的那段未来完全不同，那么有些道理是不是也还能发挥作用呢？

只能说，正在进行的这场争论并非完全是利益之争，同时也是两种发展理念的磨合。

“沈飞可以说是中国航空的领头羊，沈飞模式，对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也做出过卓著的贡献。”

“但是时至今日，沈飞的困境也愈发明显。沈飞的问题很大，并非只是人员和管理问题，有些问题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病的基因。是我把和平号带来了中国，但我绝不希望航天总公司有一天变成今天的沈飞。”

“但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对质子号奉为圭臬，那么我们离沈飞也就不远了。”

“初教六飞机曾经是中国设计的第一种飞机，但在当时，若非苏少卿担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航空部门仍然还想生产性能落后的雅克18A。当年的事情，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有记忆的。而即使到了最近，我上次参加一个航空主管部门的会议，两个民机局的副局长，竟然在会上公然宣称他们总结了两个‘凡是’——凡是中国设计的飞机都是失败的，凡不是中国设计的飞机都是成功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如此畏惧自己设计的飞机？根源上，其实就在沈飞，就在当年我们接收苏联156项目的思路上。”

“从根子上来说，沈飞长期推行原准设计法，这是因为当年苏联援助重点是解决如何批量生产苏式飞机的技术问题，需要在短时间里形成中国的航空国防生产能力。这就要我们的飞机设计上不能盲动，首先解决怎么会抄，怎么抄的准，怎么分毫不差复制苏联飞机生产能力。”

“说到底，原准设计法根本就不是飞机的设计方法，只不过是复制苏式飞机而采用的手段。”

“后来在***时期，为了赶工沈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各种改进和违反工艺规范，导致生产的大量歼六质量不过关，甚至被空军方面拒绝接收而出不了厂。后来是贺龙元帅气的拍了桌子，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然而这段蛮干得到的教训却导致沈飞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效果。从此以后，沈飞更加认定了自主设计行不通，生产飞机必须一丝不苟搞‘原准’的信念。”

“在我看来，中国航天最大的财富绝不会是和平号，更不会是质子号或者联盟号，它不会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产品。中国航天几十年来最宝贵的财富，是它始终坚持自主研发的能力。在航天领域，我们没有能照抄的作业，也没有不敢改动的圣经。我们的航天产品都是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和思路。正是我们抄无可抄，所以中国航天才积累下了这么多的人才和技术底蕴。”

“如果我们今天对质子号顶礼膜拜，那么航天总公司未必不会成为下一个丢了拐杖就不会走路的沈飞。”

“对于今天的中国，我想向大家说一句话。”

“各位，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