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三路大军进展顺利，东京开封这里，三娘坐镇中枢，借着北伐金国的大战略，开始对地方进行调整。也得赖大宋国策，以文御武，各地方军政长官多是文官。文官与武官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深受儒学影响，讲究的是正朔天命，更加具有妥协性，不似武官做事很多时候都是冲冠一怒，而不计后果。

三娘在东京，自北伐开始后，便诏令地方积极挑动兵力以为整编后背军马，又调集各军州钱粮，以供应征战，并严格监察地方官吏，但有贪赃枉法的，皆是以雷霆手段迅疾撤职拿问，自山东路内挑选人才，委授官职。

三娘在山东路内，年年都进行藩镇科举，不似徽钦二朝那般，取消了科举，将太学生作为委授官职的人选，是以早在山东路就积累下了大量的文官人才。

徽宗皇帝最愚蠢的几件事之一便是停了科举，官吏皆是从太学之内的太学生中挑选。而在太学之内，没了科举应试，又如何挑选人才呢？那自然是有太学祭酒提举，要么就是投靠一个派系，由派系之内的朝臣推选，而这样一来，学子们出仕就不再是公平的考试，而变成了要靠走关系或是巴结权贵方能出头。

是以各地方官吏之中，便就有了好似梁中书、蔡九、高廉等等这些权贵亲族。而这些人其实并无治国本事，祸害地方百姓、横征暴敛倒是一把好手。而宋廷之内，蔡京等人把持朝政数十年，地方官吏中也有许多都是蔡京一党的门生。

三娘从高俅、闻焕章那里得了蔡京一党人脉之后，便命娄敏中、黄文炳等人从中甄别，对于未曾坑害百姓又愿意追随三娘的官吏，予以宽赦，而其余做过恶事又无本事的人，自然是要清扫出去，然后换上自己从山东路带来的人。

此时大宋国内，也就只有三娘开镇的山东路还每年举办科举考试，大家各凭本事说话，之前就已经吸引了不少未能入太学的学子前来应试，这些学子或是家贫、或是心高气傲不屑巴结权贵，是以许多学子都来山东路应藩镇科举试，最后便可留在山东路为官。

好似当年太学生陈东这般，正直的读书人都往山东路来应试，是以三娘这边可谓是众正盈朝，每年坚持开办科举应试，这也是三娘借着宋廷昏君无能，收拢天下正直读书人为己用的一个手段。是以三娘手下山东路内，除了猛将极多之外，有才学的文官更多。

当年三娘祭孔之后，曲阜孔氏已经开始全面支持三娘，就更得天下读书人支持。三娘在山东路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儒学观点，那便是后世王阳明提出的心学学派。这个学派讲究格物致知，讲究知行合一，讲究学以致用。

三娘的这个儒学派别极大有别于北宋逐渐兴盛起来的朱程理学，虽然此时朱熹还未出生，但这个儒家学派中分量极重的理学已经在北宋二程的引领下展开。朝中就有极重理学的杨时为官，理学已经开始兴起。

理学讲究的是敬天道去人欲，讲究的是天道人伦，讲究的是礼教大防。而三娘倡导的心学则与理学刚好相反，它更加尊重人性和客官实际，从知行合一中导人入天道正理，更加讲究儒学应该是格物致知，学以致用。

自从三娘在山东路孔氏支持下，开始倡导这个学派以来，有许多儒生都成了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在三娘看来儒学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的心学学派更加适合现在的王朝，儒生更加应该重视格物致知和学以致用。同时，三娘在她的心学学派中又加上了复古的意味，强调儒生当恢复君子六艺，要学习汉朝儒生那般，诗与剑同行，君子除了知书达理之外，还应该武御兼修，就好似汉朝的儒生一般，一边仗剑平天下，一边耕读治国家。三娘心目中完美的儒生道德和行为，便是汉朝儒生那般，诗与剑皆在手，而不是宋明以后的百无一用是书生。

三娘这个学派兴起之后，世人成为泰山学派，山东路内文人文官多是此学派之人，通过用这些人更换掉现在各地的贪官污吏，三娘自信可将泰山学派传播得更广，以此来达到休整儒学的目的，从而在今后能让汉人复兴起来。

是以山东路内儒学文官，讲究的都是学以致用，格物致知，他们不但学习诗经，也学耕种水利，也学自然科学，达到知行合一，以此来治国理政，而不似宋朝其他地方官吏那般，只讲究权术、御人和如何曲媚献上、坑害百姓，也不似后世宋明官吏那般，只知礼道，而不知兵谋战略。更不似后来明清，重农抑商，贬武崇文。

开封的诏令一道道的下达，山东路数千已经在各个官吏位置上磨练过的文官们分赴各地，或接人知州，或接人知县，或接任学官，开始接掌各地政局。而不服的地方文官却无力反抗，一来三娘是以朝廷抗金大义出发，占据了法理制高点，二来现在大宋的地方官就没有干净的，贪赃枉法的极多，一查一个准，三来地方官吏手中那点可怜的兵权又能做什么呢？须知北宋末年的地方军力极弱，否则也不会出现几百个贼寇占据一个山头，地方官府就束手无策的局面。

是以在北伐开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三娘更换了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吏，正如三娘所说，天下可能什么人都缺，就是不会缺做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