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诚旧臣，究竟与我不能同心。”洪继勋在后堂见到邓舍，劈头第一句话便如此说道。邓舍愕然问道：“先生何出此言？”
洪继勋说道：“刘福通女若来海东，对我海东或许会有些好处不假，然而，确实弊大于利。这其中的道理，不必臣多讲，想必主公其实也早已心中有数。姬宗周、章渝，皆非庸人，难道他们就看不出来么？却一力建议主公答应安丰的‘赐婚’，接纳刘福通之女，立以为妃。所为者何？以臣看来，无非希图以此来引进外力，以固其权势。其心可诛！”
邓舍笑道：“先生此言，未免过矣。适才议事，本即为畅所欲言。姬、章二公虽与先生见解不同，大约也是因个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一，因此而有些争论，也是纯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主公糊涂！”
“怎么说？”
“想那章渝，本为田家烈党人。当主公军围益都的时候，他主动请缨，登临城墙，痛骂主公。侮辱之声，三军皆闻。主公虽然宽容，既往不咎，依旧给他以原职，不但给原职，且有加封。但是，他岂会不心中忧惧？
“再想那姬宗周，原为士诚股肱。并且，又在毛贵未入山东之前，他便已为官益都。先蒙元、继毛贵、又士诚，先后事两朝，历三主。不但不倒，官儿还越做越大。加上主公，已经是他的第四位君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五代之冯道是也。
“主公评价他说：‘明智有余，不可假以雄职。’甚矣！至矣！主公真的是有识人之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心所要的，他一心想保的，无非个人之得失。至于主公之利益、海东之前途，又岂会是他所考虑的？
“为了个人的得失，他可以朝入颜公门，夜入臣之府，不顾廉耻至此！又为了个人的得失，他丝毫不顾海东之利，执意请求主公纳刘福通之女为妃，又有什么好奇怪的？以臣看来，这才是‘纯属寻常’。”
邓舍默然。
姬宗周、章渝非是海东嫡系，虽一向来，邓舍对他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客气中却透露出见外。正如洪继勋所言，此两人皆非庸才，沉浮宦海多少年，又在乱世，难免敏感，对此岂会不有所察觉？
既有察觉，少不了便有想法。
洪继勋说姬宗周，“朝入颜公门，夜入臣之府”。姬宗周岂会不知，洪继勋与颜之希虽谈不上水火不容，却也是面和心不合，格格不入的？须知，坚决反对立颜淑容为妃的，正是洪继勋。他却偏偏摆出一副俨然超出事外，左右逢源，两不得罪的架势，还不为的就是以后做打算？两边都不得罪，不管日后谁得了势，料来也都不会为难他。
朝中有人好做官。未雨绸缪。在朝堂中寻找到一个强援，好以为靠山。
奈何，颜之希虽为圣人苗裔，为人却不古板，很有点圆滑的意思；而洪继勋，则更不必说，自恃才高，卓然不群。尽管他两人在表面上对姬宗周的态度不一，底子里却是完全相同。有笼络，有敷衍，有笑语相见，有言谈甚欢，同时却也有一层隔阂始终不能透破。
姬宗周容貌端正，威仪进止，往朝堂上一站，也是仪表堂堂，望之不俗。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是一个很有“官威”的人。但他心中的惶恐与不安，却实在与他的外表截然不同。
洪继勋说的不错，他先后事两朝，历三主，所为者何？远的不说，只说最近，当初要不是他偷开了清州的城门，王士诚也不会兵败的如此之快，并终导致落得一个下落不明，生死未知的下场。他肯这么做，还不为的就是个人之得失！个人之权势！若不为权势，何不做个忠臣？
罗官奴乃双城勋旧之女，颜淑容是益都新贵之后。姬宗周自知没有资格去参与这其中的立妃之争。所以，选择了高高挂起，两不得罪的对策。
但也许是受了前阵子被邓舍斥责的影响，又或许是受了邓舍一言之下，刘果即被远贬至海东的影响，更有可能，则是因为受到了邓舍只肯给他高职，却从来不肯给他以实权的刺激。当然，也或者还有洪继勋、颜之希始终对他不冷不热的原因。惶恐、彷徨、不安。
便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说了安丰有意“赐婚”邓舍。他有些想法，想搞些小动作出来，也的确毫不奇怪。若能促使邓舍接受赐婚，他是不是就能通过刘福通之女，搭上安丰、搭上刘福通的桥呢？
再借助刘福通的影响，来巩固他在益都的权势。
他不是不知，安丰名存实亡，要论实力，早已远不及海东。他也不是不知，一旦引了刘福通的势力来入益都，必然会对海东的稳定造成不好的影响。至少，从此以后，邓舍免不了会有些束手束脚。
但是，在个人的权势日渐受到威胁，在个人的地位也越来越不稳当的危机关头，他狗急跳墙，出此之策，似乎也能说的通。
再考究他与章渝在先前议事上的表现。先用章渝来打头阵，试探邓舍的心意。邓舍不表态，然后他再出头。出头也就罢了，所说的话里，还处处给自己留下余地。甚么“此是为主公家事”，好像他本来不想发言似的。随之，一见风头不妙，马上闭口不言。
邓舍越琢磨，越觉得洪继勋言之有理。
洪继勋纵然有种种不是，有两个好处。其一，忠心耿耿。其二，没那么多心机，或而言之，他不屑隐瞒。事无不可对人言。除了试图拉拢刘果等人之外，从来没对邓舍隐瞒过甚么。总是有甚么就说甚么。像姬宗周“朝入颜公门，夜入臣之府”，这种话，他都能当着邓舍的面说出来。
邓舍叹道：“洪先生，洪先生，真是赤子之心。”
他对洪继勋有不满，但要论猜忌，在洪继勋插手军中之前，怕还远远不及对姚好古、对文华国、对陈虎。要不然，他也不会在洪继勋耍脾气、告病假之时，放下繁忙的公务，主动放下身段，前去夜访叙话。
他沉吟片刻，说道：“先生所言，或有道理。但是人谁无私心呢？只要不过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
“这还不过分？主公说那莱芜贪官，是为不忠不仁之徒。以臣看来，姬宗周、章渝也是不忠不仁之辈！”
洪继勋是真的把海东看作了他的孩子一般。海东能有今日，他付出的心血太多。虽然李兰、洪继荫之前，包括去外地做官前，都曾有多次劝他：“放下一点脾气、多一点油滑，学学姚好古的为人处事，不要和同僚弄的太僵，多下点功夫拉拢益都旧人。”他当时也深以为然，表示同意。
但是，如今事关海东前途，事关邓舍利益，他却也顾不得太多，将李兰、洪继荫的嘱咐全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他跪拜在地，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说道：“此等不忠不仁之辈，此等五代冯道之徒，臣虽不才，与之同列为官，却也是深以为羞，窃以为耻！臣请主公，即下令旨，剥其职、夺其官，驱使流放，逐出朝堂！”
姬宗周、章渝，现在是为士诚旧臣的代表人物。就目前来说，不管他们犯下了多大的过错，都不适合从重处罚。
其实，即便没有这件事，邓舍对姬宗周、章渝也没多少好感。为人主者，都是喜欢忠臣。一边要求臣下忠诚，一边又希望敌国的臣子不忠诚。如若敌国的臣子真的不忠诚了，投降过来了，反而又定会对他们产生猜疑。可是产生猜疑了，又不能处置。还得对待他们很好。否则，谁还会来投降？要真的想秋后算账，也只能等到稳定了再说。
要说姚好古也是投降过来的。那为什么邓舍对他又有不同？赞许他为“真儒”？无它。与姬宗周、章渝相比，姚好古更有人格魅力。姬宗周、章渝全是为个人之地位而已，而姚好古却有着更为崇高的抱负。
邓舍英雄重英雄，与姚好古惺惺相惜。
并且，姚好古之投降，也不是卖主求荣的投降，也不是当时立即、二话不说的主动投降。邓舍为得到他的效忠，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并且，姚好古之最终肯投降，也与其图谋个人的地位、权势无关，是因为他发现邓舍有能力，更重要的，也有抱负。若效忠邓舍，则“道之可行”。
也就因此，邓舍对这两者的态度，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他说道：“先生的意思，我全都明白。先生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只是，姬、章两公，能力还是有的。况且，先生所言，也不过全为猜测。以猜测之言，遽定重臣之罪。我以为不太合适。这件事到此为止。
“另外，有关此事，你知、我知、文叔知即可，以后都不要再说了。更不要传出去。要不然，恐会伤及大臣之心，也会有失主臣间的和气。”
洪继勋还欲待谏言，文华国抢先说道：“臣知道了。请主公放心，臣的耳朵是属龙的，不该用的时候就是一个聋子。刚才的话，臣甚么也没听到。”微微一顿，挠了挠头，转口问道，“既然如此，臣请敢问主公，这明天接见使者，回复安丰之文，主公打算怎么写？是接受，还是拒绝？”
邓舍一笑，说道：“文叔不是已经给我想好理由了么？洪先生，要不这道回文就劳驾你来写吧？便替我谢过主公的恩宠厚意，只是后妃的人选已有定下，不好改换。说不得，只有谢恩、谢罪了事。”
洪继勋从地上起来，目光炯炯，说道：“臣也请敢问主公，不知回文里该写定下了谁家的女儿？主公打算立谁人为妃？”
文华国顿时也支棱起了耳朵，一边故意把头转去别处，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一边聚精会神，听邓舍回答。
邓舍打个哈哈，一笑，说道：“回文里不必明提就是。把意思说清楚就行了。”见洪继勋似有话说，他面色一正，带走了话题，言归正传，讲起正事，说道，“我叫两位回来，正是有两件事想要相询。”
文华国问道：“何事？”
“一件改编益都旧军。一件对莱芜贪腐，我又有了一个想法。”邓舍先问改编益都旧军，问文华国，道：“这两天，我没去益都分枢密院。只在条陈上见说改编事宜颇为顺利。文叔，具体的进展情况如何了？”
“进展还算快。计益都旧军，包括原本的益都屯田、地方府军，以及少部分的察罕俘虏等等，如今所有者，总共两万四千三百余人。遵照主公去弱存菁的命令，已经将之改编了八成，共得精壮士卒六千余人。预计至多三五日内，便可全部改编完成。总计得精卒，应在**千人上下。不用再从海东抽调军队补充，已经足够再重新编制成一个都指挥使司了。”
“将要重新编制成的都指挥使司里，军官的组成，现在可有定案了么？”
“八千人，需都指挥使一人，镇抚一人。十个左右的千户，一百个左右的百户，八百个左右的九夫长。另需副千户十人，弹压官十人左右、军司官百人左右。并及经历、知事、参谋、文案诸般文职官员。粗略计算，九夫长之外，共计需要武官百户以上者，大约一百二十一人。镇抚官军司以上者，大约一百一十一人。文职官亦需百人上下。”
经过邓舍一系列的调整，有改变固有军职权责的，有加入新设职官的，海东军中目前有三个系统。
一个是武将系统，都指挥使、千户、百户之类，是为主官，负责杀敌、守城等事。一个是镇抚司系统，镇抚、弹压、军司之类，是为政委性质的官员，专职给士卒们做思想工作，战前动员、战后抚恤，并有一部分的监督武将之权。这类官员，介于文职与武职之间。
一个是文职系统，经历、知事、参谋、文案之类。掌职军中的后勤、辎重、地图、档案、来往文书，以及军饷之分放等事，并类如参谋，且有参与军机、谋划战事的职责。不过，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最终的命令决策，还是必须得由主官做出。
这部分文官，大致控制了军队的物资补给，并且与镇抚司官员一样，也有一些监督武将、同时监督镇抚司官员之权。
这三个系统的军官、文官之来源与任命，也各有不同。
武将系统之军官，或者是出自行伍，或者是来自军校，全部是由枢密院任命的。
镇抚司系统之官员，现在海东的军校里也专有这门课程，也或者是来自军校，也或者是起于行伍。给士卒们做思想工作，总不能不熟悉军中的情况。所以，这类的官员说是军职，只管政治工作；说是文职，却也不是弱不禁风。这一系统之官员的任命，名义上亦然由枢密院下达委任状，实则悉数出自枢密院的下辖机构，--都镇抚司。
相比之下，文官系统之官员的来源就比较杂了。有从军职转为文职的，有从行省直接选任的，也有一部分也是出自军校的。不过他们有个相同点，委任的命令皆不是由枢密院所出，而是由分省亲自任命。
看起来，三个系统，很繁乱。其实井井有条。因为权责分明。
邓舍施行的是为主官负责制。凡涉及军事，行军打仗、布防城池，镇抚司官员与文职官员一概不许插手。打仗失利了，首先追究主官责任。若因镇抚动员不利，再追究镇抚责任。若是后勤不利，则再追究文官之责。若因文案辨识文书有误，导致失利，则再追究文案责任。并且，如若真的是单纯由于文案辨识文书有误之责，那么主官就“免坐”，不再追究。
简而言之，训练军队、设置布防，遇敌及战与临机决策之权，只有主官可以有。总揽全局。其余官员人等，只要管好他们的一摊就可以了，他们管的是“务”，各种各样的“庶务”。军事方面，却是严禁他们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