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关注的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生态脆弱性的地区——洮州

按照传统时期的建制，临潭、卓尼、舟曲和夏河、禄曲、玛曲的一部分同属于洮州，为行文方便并根据当地人的习惯，本文一般使用“洮州”称谓。

所研究的对象是以汉族为主体、以藏区为外围的民间自治组织——青苗会。古洮州地处西北边陲地区，那里的18个青苗会组织覆盖了整个地方社会，这种组织化社会是否产生像弗里德曼所说的“边疆环境”和“分化”或者“裂变”的结果？是否像施坚雅的“中心地”模式描述的那样，市场体系塑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是否会像日本学者构造的“祭祀圈”和林美容定义的“信仰圈”那样把地方社会联系起来？这些是研究者所关心的。人类学以往的研究在宗族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非洲宗族模式和中国东南宗族模式，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范式。那么，跨越临潭、卓尼汉藏地区，拥有十几万各族人口的洮州社会是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生活的呢?

2001年，当时是为了民俗学的课题，我多次到河湟、洮岷地区。因为对西北地方文化的个人兴趣和激情持续不断，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下去，并且与地方文化人和村民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样就自然完成了语言训练。于是在田野工作中我不必找向导和翻译，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提问和交流。当地人尤其是藏民，有很强的语言认同倾向，用当地语言听和说的额外好处是增进与报告人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又进一步促进了与当地人的合作。人类学家有一个共识，进行参与观察实际上就是与当地人合作。马库斯认为“多点田野调查”就是“合作人类学”。

［美］马库斯于2006年7月11日在北京大学光华学术厅所作的“人类学(民族志)与现代生活”报告中指出，“多点田野调查”即是“合作人类学”，指的是合作式的、与当地人肩并着肩，共同想象全球化，与当地人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

当时我已有的田野资料包括西北汉族人的移民历史、民族交往、生产生活民俗和大量的山歌“花儿”，数十本资料、书籍和几万字的田野笔记。进入人民大学人类学专业以后，我对汉人社会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梳理，进一步提高了利用影视手段表达人类学理念的水平；并在2004—2006年四次赴高原民族社会进行实地的参与观察，获取了十几万字第一手资料和800分钟的影像素材。

一个田野调查者的最大问题是他提不出问题，特别是切中肯綮的问题，而有见地的问题与调查质量的高下和研究成果的优劣有直接关联。问题意识从何而来?田野中思考自不必说，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文献研读)也是获得问题意识和灵感的重要方法。地方知识准备不足，不易引出重要的话题，有时还找不到讨论的话头，所以“打铁还须自身硬”。村民面对一个不了解乡村生活和地方事件的陌生人很难倾吐自己的思想。因此我用了两年时间按专题积累地方知识，从地方史志和文人、官员的诗文、金石碑刻中了解该地的历史、族群、经济、文化传统、民间信仰和风物的一般状况;从档案资料中查阅和分析人事关系、事件、族群互动、社会组织活动;从统计资料和机构文件中发掘生计、生态以及地方行政管理的种种信息。关于文献资料，史学和人类学对它们的利用是不太一样的，史学可以把文献当作考据的备件，甚至调查文献本身就是全部工作;而人类学通常把调查文献当做部分工作。我的做法是前期先行准备文献工作而不是田野调查之后再做文献，好处是文献可以在调查阶段和写作阶段都派上用场。根据前期踏查的资料和文献爬梳做一份详实的访谈提纲是必要的。我曾在调查之前做了“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和“家户生计与组织认同调查”，经过试调查做了如下改动:(1)青苗会会首、村民大部分不能读写，问卷调查有很大局限性，故增加了开放式结构访谈方法的比重;(2)新线索和新内容不失时机地调整到调查计划中来，比如龙神信仰的藏民区域——马路，青苗会宗族村的发现，就增加到调查计划中。“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针对各青苗会的会首、提领，主要考察青苗会的组织结构、功能、运作机制，了解龙神(佛爷)和仪式活动的情况。我利用迎神赛会期间会首齐集城隍庙的时机，对会首一一访谈、笔录;“家户调查”针对青苗会范围内的村民，着重收集家户生计、信仰与生态压力之间关系的信息。

调查体现个性的地方还在于运用“影视导向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庄孔韶领导的学术班子的特色，即汉人社会研究与影视人类学有机结合的思路。在观片过程中或观后，村民对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画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情绪，不用任何诱导即会各抒己见，并围绕影片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在参与观察中使用影视手段的好处是，能明显缩短交流距离，避免提问时带有自己的主观意图。我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大量有效信息，并成功地拍摄了青苗会举办的仪式和实施互助行为的实时影像。本研究对临潭县18个青苗大会进行了田野调查，所做访谈130人次，回收访谈调查资料70份，其中“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20份，“家户生计与组织认同调查”50份。

由于组织体系遍布洮州大部分地区的缘故，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区域研究而非微型村落的社区研究，这种区域研究结合了“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方法。我们知道，马库斯“多点田野调查”的方法是顺应时代变迁的产物，“全球化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合拍暂且不说，他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一些认识事物的洞见，我们据此可以找到一些更符合自己的“多点”。洮州实际存在几种文化类型: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域、林业生产区域，藏族牧民的牧区、农牧或农林过渡带。这些文化类型实际构成了“多点”的根据;如果从内外力量对该地方社会的作用方式看，政治、军事、宗教、族群、经济、传统、宗族和自然力的生态皆对高原汉族社会和民间组织有影响。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民间组织，“新史学”所提倡的“长时段”方法与“多点民族志”有异曲同工之妙。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将那些近乎静止的、其变化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历史现象，看做是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力。把眼光投向“长时段”的历史，即意味着史家应致力于考察和发现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构建的历史基座，因此，历史研究的主角就置换为社会民众及其生产生活。强调考察“长时段”社会“结构”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关注社会现象之间复杂关联与互动的眼光与视角，即切入历史社会的以复杂性为要的多重、多维视角，亦即“综合的”、“整体的”视角。笔者进入的高原汉族社会是保留了许多文化传统的后发展地区，即使在当下，这个社会仍包涵着厚重的历史联系:昔日的“茶马互市”，明朝江南移民，“民屯”与“军屯”，族群的文化接触和经济交流，这些都记录并存活在当今的社会记忆中，也都总括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通过以青苗会组织为切入点，人类学的“多点”与社会史的“长时段”结合，本书试图获得对文化多样性的乡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有效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