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咸同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融协借，户部亦不过问，没了乾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宗棠的性格和处事方法，根本就做不来。

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宗棠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宗棠，而经办人则是胡雪岩。左宗棠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可补协饷之不足。左宗棠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宗棠所不能为此。

1867年到1868年间，左宗棠便通过胡雪岩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宗棠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宗棠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宗棠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宗棠经胡雪岩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有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宗棠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宗棠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宗棠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宗棠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雪岩留回扣空间。

胡雪岩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宗棠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雪岩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雪岩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宗棠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宗棠“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潘仕成就是这样，成了左宗棠的“高息催饷”的牺牲品。

听说广州的官员逼迫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左宗棠当然很高兴，但现在这煮熟的鸭子却等于飞走了，叫他如何不怒？

“奸商拒缴摊派协款，绝不可姑息！老夫这就上折子参他！”左宗棠怒气冲冲的在桌旁坐了下来，仆人急忙笔墨伺候。左宗棠接过笔便在纸上拟起奏稿来。

而在室内的一众幕僚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有的将领和官员眼中本来忧惧之色甚浓，现在反而好象有些解脱的样子。

他们当然知道，左宗棠为什么会对这些拒缴摊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宗棠便提出中国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他的想法。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根本不买他的帐，左宗棠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宗棠对此怒不可遏，干脆便开始了硬性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进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过往省份鸡飞狗跳，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在听到左宗棠还要上折子追缴潘仕成的摊派协饷后，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他们当然要松一口气了。

不多时，左宗棠把折子写好，便交由驿递，飞马递送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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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关总税务司。

办公室里

，时年32岁的赫德正在办公，一位中国官员急匆匆的走了进来，赫德赶紧放下了手中的笔，起身迎了上来。中国官员并没有坐下，而是上前来到赫德身边，对他低声说了些什么，赫德的脸上现出了极为专注的神色。中国官员说完，便向来时的那样急匆匆的走了，赫德重新回到了办公桌前，打开抽屉，取出了一份关于借款的统计表看了起来。

“这位左宗棠总督看起来正在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赫德自言自语的说着，脸上现出一个开心的笑容，“如果他不就这么不断的把这些高利货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将最终将由我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