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

陆秀夫与朝廷的七位尚书重臣，赵与珞、王德、徐宗仁、陈宜中、赵樵、谢枋得、冉安国，包括代替杨亮节前来的御史台的夏士林，面对着“他们的陛下”，均默然不语。

至于帝国那个狡诈的陛下，则在龙案前踱来踱去。

某人就是坐不住。

终于某人停了下来，看向了众人，并打破了殿堂里的沉闷。

“老师，各位爱卿，您们能否告诉朕，我大宋究竟应以何种方式治理天下？”

众人一怔，随即全看向了陆秀夫。

我们说，行朝近来所关注的焦点，肯定是杨亮节一事。因为这是行朝上岸之后、甚至是自琼州开始，首次出现的官员“逾规”，而且“逾规”之人还是国戚。

事实上，老杨向外捣腾粮食的原因，朝臣们均心知肚明。

苏刘义都能清楚的事，他们更不可能不清楚。

甚至就是杨亮节不会为此事丢官，同样在许多人的预料当中。

这是由于，老杨是“国舅”、“功臣”先不提，当初行朝在琼州、流求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之政时，所订立的条例中就没有相关官员惩处的内容。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那时候就没人想过朝廷的官员会去买卖粮食。

跟随行朝到海上的臣民，实际上多属于“外来人口”，他们原先在琼州、流求均无田产。后来有，是因为行朝施行了分地开荒的政策。并且当时除了一些家人，在陛下“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土地”忽悠下，朝臣们又没分到。故此，朝廷官员手中不可能有多少私粮，也就没有了私下里从事粮食买卖的条件。

赵与珞、冉安国、黄之杰等琼州官员在当地有田产，可他们在老赵的领头下，早已把家里的粮食都捐献了出来。

再加上当时“求存”的压力，也没几个人有这样的小心思。

所以，朝廷所定的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一般百姓和商人。

但杨亮节的这件事一出，在令人吃惊之余，对有些人来说，无疑是对这个仍处于战时状态下的朝廷敲响了一次警钟。至于另外一些人，他们看到的当然是“无情”。

某人眼都不眨一下、轻描淡写地就将曾经救过自己命“舅舅”的粮全给“收了”，这就足以显露出其性情中潜藏着的某种“阴狠”。

并且所有人都知道，以某人“阴险”、“狡诈”的性格，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少不得事后还要借题发挥。

虽然他从江南回来之后，一直没有举行朝会，可今日却将朝廷的重臣全召集了来，所为何事，还用想吗？

帝国的重臣都是明白人，既然某人要来事，他们自然在沉默中等待。

只不过某人一张口，议题又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们全看向了陆秀夫。

和某人最近、也最了解朝廷里事情的，就是这个陆君实了，这话只能由他来回才合适。

陆秀夫顿了一下，随即回曰：“陛下，治理天下，自当应以仁、孝为本。”

这的确是一句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之言。

但帝国陛下则不置可否。

见仍没人说话，陆秀夫只好接着言道：

“陛下垂询，想必对此已有所见，不知可否让臣等一闻？”

陆秀夫是了解他好学生的，这个狡诈之徒就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问，尤其是在这朝堂上。尽管他也不知道这个令人难以揣测之人真正所想，可就凭对其为人的了解、以及刚才问话，他实已于内心里隐隐约约地猜到了点什么。故此，他就来了个“抛砖引玉”。

听了他所言，帝国陛下笑了笑：“老师，诸位爱卿，治国以仁、孝为本，自然理所应当，但这只能算是宗旨。宗旨就还要将其落到实处，否则，就显得空泛了点。”

众人的神情露出了慎重。

此时他们都知道，真正的戏目要开场了。

陆秀夫再度开口：

“陛下灼见，臣等愿闻其详。”

在众目睽睽之下，帝国陛下淡淡地回曰：

“朕认为，要想贯彻仁、孝为本的宗旨，治理好这个天下，朝廷就必须做到依法治国。”

简单吧？后世差不多已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概念了。

但他的话音一落，众人先是一怔，随即神情大变。

见他们如此，身为帝国陛下的东暗自叹了一口气。他是能够猜出此时的众人在想什么的。只不过无论是为了现实、还是将来，他又一次无法退缩。

尤其是他还清楚，自己越是想在这时代发展商品经济、乃至于将来使整个大宋达到所谓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他就越是要施行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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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兄弟们都知道，自有交换开始，人类就有了私利，在交换中再加上“钱”这个媒介，从此人类社会踏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

市场本是交换的场所，当它的形式、内容、范围等等不断扩大，并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之后，就从商品经济又发展成了市场经济。

深化、发展商品经济的确能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因为对私利的追求，个人有了更大、更持久的热情和动力。

这点亚当·斯密在他的“看不见的手”中讲得最白、也最赤裸裸。

他在《国富论》中是这样写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一己的安全和私利，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了社会福利，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亚当·斯密的这番话，不仅是后世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十八世纪所谓“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政府信条。整个早期资本主义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亚当·斯密这番话所表述的，实质上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因为人类过往的行为早已表明，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还有很大的冲突；不仅使整个社会“私欲”横行，甚至还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事实上，欧洲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历程，早已为此做了注解，并且恰恰就是它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弊端，成为某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而某主义的出现，又直接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重大改革，甚至在这过程中还借鉴了一些某主义如国家干预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做法。

后世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大变革中，社会上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尽管政府没有公然宣扬追求个人的私利，但实质上就是在纵容、或鼓励，世风当然要变。

所以，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固然有其“利”，同时也有先天性的、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讲白了，就是它的这个“利”、以及“缺陷”，都来自于一个“私”字上，不能光看到它的“利”，而不提其“弊”。

说实话，兄弟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讨论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时，那些肯定看过经济学书的“专家”、“教授”为什么很少提。难道是他们没仔细看书，亦或根本没看懂？

我们的先人早就说过：“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

并且于事实上，他们曾找到、或实践了三种方法以对付“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即：“用其利，限其弊。”这个“限”，就是通过法律来“限制”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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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已经改革了帝国的货币制度，又弄出了国债和银行；既清理了土地，还初步整顿了税收。那么下一步，显然他就是要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了。

换句话说，他也是要鼓励和纵容宋人追求更大的私利。那么，为了限制由此而必然会出现的弊端，他就不能不于现在强化整个大宋守规矩、讲法制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执行力度。

客观地讲，自东到了这个时代、登上“大位”之后，他的确还是非常注重“法制”的，这自然是由于他作为后世之人所拥有的观念。

凭他所具有的见识，杨亮节一事的出现，根本不出他的意料之外。这是由于，从行朝在琼州求存，到复国江南，有些人的想法必然会出现某种变化。而且他还知道，他已经、或即将面对的到底是那些人。

在这个狡诈之徒的内心里，这件事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他做某些事的一个契机。

但是，他在这时代提出“依法治国”，肯定会再度捅了马蜂窝。因为在中国古代讲“法治”，眼前这些饱读诗书的夫子必然会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而“法家”又是与“暴秦”、以及“焚书坑儒”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有些儒生的眼中，它都可以算是“儒家”的死敌。

更重要的是，他前面还赤裸裸地弄了类似于秦代的“军功授田”。您说让朝中的这些夫子们会怎么联想？

兄弟我也开始踏入了深水区啊。

东淡淡地看着面前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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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本来应属于《规矩》系列，但考虑到内容很多，所以又单独拿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