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杨度前来拜访，路辉天没有什么客套，只是说了句，“请坐。”

对如此简单的问候语，杨度感到一种不太习惯。袁世凯给路辉天准备的住处很舒服，西式布局，客厅里面有沙发，软软的沙发垫布料很舒服。那是丝棉混纺的结实布面。杨度不知道这是人民党近期退出的新产品。在北方奢侈品中销售的不错。

屋里面很安静，路辉天亲自给两人倒了茶水，然后平静的坐下，神情专注的着杨度，等着杨度表明来意。

这样的接待方法与和北洋那种旧官场习惯不同，没有居高临下的虚张声势，也没有那种试图拒人千里之外的矜持。路辉天的专注的态度表明他很重视杨度的来访，杨度莫名其妙的新生感觉，路辉天对杨度的身份并不在意，路辉天尊重的是来办事的这个杨度。

这是一种令杨度很不适应的尊重，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杨度本人当回事，或者说把身负责任的杨度当回事。

这是一个干事的人啊！杨度心里面叹道。

杨度知道很多人不靠关系年纪轻轻就能身居高位，情报里头说人民党的干部都很年轻，他们的党主席陈克现在不过是一个三十岁的“中年人”。北洋里头能和陈克相比的只怕也就是袁世凯本人了。在三十岁的时候，袁世凯身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俨然是朝鲜的太上皇。

除此之外，北洋剩下的诸将里头，杨度算是非常年轻的。90年的现在，他不过6岁，也位列内阁一员。理论上中央的官位比地方显赫些，如果人民党肯承认现在这个中央的话。

而眼前的路辉天，却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功劳确立了人民党高级干部的地位。尽管不清楚路辉天到底干过什么，光这两次接触，杨度能到的是路辉天的极度专注工作的特点。这不是好对付的人。

“路先生，这次我来是想问问，人民党到底准备真心想做什么。如果方便的话，还请路先生明告。”杨度的问话开门见山。就杨度的经验来说，这种问题基本上得到两种答案，若是心里头有自己小算盘的，就会顾左右而言他。如果只是传话的，就会把曾经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路辉天的回答也很简单，“我已经向袁公谈了我这次来的目的。杨先生不也在场么？”

听路辉天把皮球踢回来，而且言语里头也带着隐隐的指责意味，杨度微微笑了笑。“路先生，我们双方有过约定，这我知道些。但是现在的局面很多事情都在变。所以我很想知道路先生有没有什么当面不方便对袁公说的话。如果有，在下可以替路先生带话。”

路辉天的确需要有人带话，他坦然说道：“杨先生，我方的态度是希望让双方曾经的约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眼前有很多变化。我不知道袁先生是不是和你说过，我们要四省之地，其他地区任袁先生自取。但是那时候，其他地区还都在满清的体制下。各省都没有胆量对我们发起挑战。现在我们开始致力恢复商业，就如同我们现在想与袁公谈成商业贸易协定一样。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不在军事上对我们进行攻击，但是恶意阻碍我们人民党的正常商业行为的话，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努力推动商业的恢复呢？”

“那这与袁公何干？”杨度问。

路辉天答道：“袁公与我们达成了协议，他就有义务遵守这个协议。我们不对其他省下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袁公有能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如果袁公没有能力维持，那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毕竟每个集团都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杨先生你说呢？”

杨度暂时沉默了，他也研究过法律，对于权力和义务有自己的概念。不过杨度毕竟是旧派人物，在旧派体系里头是没有什么对等概念的。对等意味着敌对，至于权力和义务，这种东西就更是个笑话了。上位者对居下者有权力，居下者对上位者有义务。就是这么一码事。同时拥有义务和权力，这是同一体系内的上层之间的玩意，人民党和北洋这种实际上处于敌人状态的两股势力并无这种问题。

一时间，杨度有点失望，或许他有些高了人民党，他们这些年轻人不过是借着这个借口来要挟袁世凯而已。历史上太多的协议就是这么完蛋的，似精诚合作，但是利益的冲突之下，双方开始各怀鬼胎，最终协议被撕毁。杨度本以为人民党会不一样，现在人民党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杨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想背信弃义？”路辉天问道。

这话直接击中了杨度的心思，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杨度立刻答道：“路先生这说的是哪里话？”

路辉天笑了笑，“杨先生，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多考虑一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让北洋尽点义务，北洋肯定觉得我们是没事找事。大家图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很清楚。我们来的时候也拿着商业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也不是北洋力所不能及的。如果北洋觉得这个协议不公道，或者因为眼前有什么问题，你们暂时无法履行义务，我觉得你们可以直说。大家谈就好了。我们遇到了问题，这就亲自来拜见袁公，把这些事情当面说清。这就是我们的诚意。如果是那种只要心里头觉得不能满意，就觉得对方背信弃义，这不是合作的态度。矛盾无处不在，想解决矛盾，就需要更好的沟通交流，才能明白矛盾在哪里，需要怎么协调改进。杨先生你呢？”

路辉天的话让杨度有点难以招架，他思忖着说道：“路先生，你这话欠妥。北洋现在不是不想尽义务，而是时机不到而已。”

“那方便不方便告诉我们时机什么时候才算到，那也得有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吧，我们也好调整我们自己的安排。”路辉天回答的很干脆。

听了这话，杨度沉默了。这些事情他做不了主，甚至袁世凯自己也未必做的了主。但是杨度不能这么回答，这么说的话却正应了人民党说过的“不愿意尽义务”。

人民党的人好难对付啊，杨度感觉有点理解路辉天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当上一省之主。路辉天的话一点都不咄咄逼人，甚至合情合理，给人留了充分余地。但是这样实实在在的“真话”，只能用实话来应对。说实话却从来不是满清的官场传统，也不是北洋上层的传统。杨度想说实话，但是他根本掌握不了权力，所以他说不出来。

又沉默了一阵，杨度不得不换了个话题，“路先生，咱们先谈你说过的商业合作，你如何。”

本以为路辉天会说几句抱怨的话，可路辉天的表态让杨度又大跌眼镜。路辉天仿佛根本没有进行过方才的考虑般，诚恳而且明快的说了一个字：“好。”

杨度立刻觉得心里头轻松起来，务实是非常艰难的选择。这不仅仅是要自己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而且还有对整件事的把握。一般的说客们都是务虚，或者纠缠在某些似明确的个人利益上。人民党这种直接把实实在在需要双方出力的实际利益拿出来之后，反倒逼迫的北洋有些进退失据。这样的做法，让杨度很羡慕。

让杨度更加羡慕的是，路辉天这么年轻的一个青年，对政治有着很高的悟性。如果不说立场，单其提出的几个经济理论，无疑都切中当今的关键。杨度虽然效忠袁世凯，但是他并不是只图个人官位，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创立真正的功业。在他见到的政治人物中，袁世凯无疑有着最大的资质与可能。

谈合作是务实，谈经济就可以务虚了，至少杨度是这么感觉的。很快，杨度就明白人民党到底有多“务虚”。对商业营运，杨度并不精通。路辉天只讲基本理论，生产、运输、销售，接着针对诸环节与北洋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杨度很快就发现其中的问题，路辉天谈损耗，居然是把各层盘剥也算进去的。而且路辉天提出的重点是减少盘剥数量。

杨度打断了路辉天的话，“路先生，你这话就不对了。既然是做买卖，自然以商业流通为主，盘剥之事会有，却绝对没你说的那么猖獗，你对北洋就这么不相信么？”

路辉天用奇怪的眼光着杨度，“杨先生，你亲自操作过此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如果生意规模小，就不说了。层层盘剥的那些人不上这些买卖。我不说多，如果这羊毛生意一年能到一万吨，也就是二千万斤。一斤羊毛过一层手，每斤加收一文钱似不多吧。两千万斤就是两千万文钱，也就是两万两银子。你觉得过手的人谁肯放过这个利润？若是每年十万吨呢？每斤加收一文钱那就是二十万两银子。光设卡层层盘剥，加一层就是二十万两，你觉得北洋里头的哪个人能顶得住这些诱惑？而且说的还只是一斤多收一文钱而已。如果一斤多收十文钱，杨先生你再算算就知道了。”

杨度懂数学，就是因为懂，他随便算算就知道，一斤羊毛多收十文钱，一年十万吨羊毛的买卖，那就是两千万两银子。现在北洋财政一年收入跌落到了不足六千万两。如果这笔生意能这么做，北洋财政就能平衡。

“这着也不多。”杨度最后说了一句。

“那是因为你是卖方，你自然觉得不多。我们是买方，我们肯定承担不了。承担不了，我们就不会做着生意。只要这种高额盘剥还在，羊毛就没人买，这笔钱大家谁都赚不到。或许北洋觉得自己能够控制，那他们就不妨试试。”路辉天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