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可能，我问过市办的袁主任，他们跟泰国人签的投资意向协议还挺严密的。”

劳动路小学校办包装厂的宗卿厚，抱着材料本来就有些忐忑，听到同行的议论，更加不自在起来，把领子一竖，往旁边挪了挪椅子。

他这个不合群的举动，却引来了隔壁一个等候同行的注意，偏偏过来与他攀谈：“老弟，哪个单位的，面生呢，也来泰国资本家这儿碰运气的？我叫董国明。”

“宗卿厚，劳动路小学校办包装厂。”

“连小学的校办工厂都来了？”那个名叫董国明的人其实有点城府，但听了这话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不对啊，那厂子我好歹也听说过，厂长不是朱大标么？换人啦？”

“我是供销科长。”宗卿厚惭愧地说。

董国明一副已经脑补出真相的高深样儿：“我懂了，朱大标是舍不得卖他那张老脸，又不敢无视市办袁主任的文件，所以让你过来捧捧人场。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嘛，有实力的厂子肯响应的太多了。不过，你肯代厂长丢人，回去他也会记你的好。”

这话已经有些过于敞亮和羞辱了，但也可以看出一所小学的校办工厂确实有多不受人待见，人家压根儿不需要照顾你的情绪，你弱得毫无被利用的价值，懒得跟你虚与委蛇。

1982年的中国，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在79年开始的“个体户”和“乡镇/社队企业”之外，在城市里涌现出那么多响应国家号召而成立的“全民办”集体企业。

说到底，这就是学习农村的“乡镇企业”成功经验，想在城市里也套用一下。一开始，只是国有企业可以在编制之外再弄一个“全民办”。

然后看效果不错，就蔓延到了事业单位都能搞“全民办”，最弱鸡的，就是那种小学、社区医院之类本身都弱不禁风的小单位，都搞自己的厂子。

这些全民办集体企业，和国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也没有原材料划拨指标。你可以借用厂里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来料和销路全部自己解决，比较灵活，基本上是市场上缺啥你就能造啥。

84年之前，这些“全民办”的产品销路一度还比部分按计划生产的国有企业更好些，因为当时社会上什么物资都匮乏，你不管造什么总有人要。不过85年之后，这种粗放的乱拍板型生产就出现结构性过剩了。

宗卿厚早已习惯了这种歧视，他也无所谓。

他是吃过很多苦的人，刚刚中学毕业就赶上了十年不可描述，去江对岸的会稽下乡了整整十几年，79年放松知青回城的顶替政策后，他才得以回到故乡。

为了回故乡，他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哪怕从小学校办厂里最丢人的推销员做起都行。三年下来，他因为销售业绩好，爬到了供销科长的位置上，脸皮早已刀枪不入，怎么会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心生波澜呢。

朱厂长让他来丢人，他却要涨涨见识。

……

“介绍一下你们的单位吧。”

宗卿厚被领到会议室里后，顾骜开门见山就问。

别好奇顾骜为什么会在这里。对外宣称，他是马风的老同学、被马风请来帮助外商把关谈判的，这事儿马风走之前跟袁翔说过，袁翔也是求之不得。

顾骜虽然官位不高，但钱塘官场里很少有不认识他的，也知道他在外资委混得风生水起。这种潜力股，是人人都想交好的。

宗卿厚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侃侃而谈，大致把情况说了一遍。

这间屋布置得不太友好，与其说是会议室，还不如说是面试室呢。

“你们厂只是个包装厂嘛，这跟外方的要求不太符合——红牛集团是准备把钱塘基地作为其在华乃至世界研发中心的。

你们区区一家包装厂，准备怎么帮助外方解决浓缩原浆生产技术的研发问题？别紧张，我不是让你们负责组织研发，但你得有被利用的价值。”

听了顾骜严厉的批评，宗卿厚却意外地觉得松了口气。

看样子，这个考官并没有鄙视“校办工厂”的硬指标，而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

宗卿厚深吸了一口气，诚恳地说：“关于研发，我们确实没有相关人才，我们只能说，全力配合泰方的工作，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协调什么资源就帮忙协调。

不过，我觉得贵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么贸然改变曾经在泰国的产品定位，试图推出新包装的‘浓缩原浆-勾兑’产品，太可惜了！棕红色玻璃药瓶的红牛糖浆，在我观察下，本来是挺适合现阶段中国市场的。”

这人倒是有趣，知道自己的企业，在研发方面帮不上外方，竟然一边诚恳表示让干啥就干啥，另一边反而劝谏外方不要推新包装和新生产工艺。

“你这是让我们削足适履吧。改成易拉罐不仅美观，而且还便于快速扩大生产。”顾骜威严地质问。

毕竟，后世他看到的卖得很火的红牛，就是金属易拉罐包装的，他有先知的优势，所以想都没怎么想，就觉得面前这人是在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