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京城，外资委。

顾骜如期回到国内，并且办理了“结束停薪留职、恢复原职”的交接手续。

他的身份，也正式恢复到了外资委机科办的一名副处长、正处级待遇。

今后的一年，他将重操旧业，跟正处长老包（副厅级）一起，协助办公室主任完成“突破巴桶灰区封锁技术统筹窃取”的重大项目。

（因为YD官场，到时候这部分情节细节就不展开了。）

办完手续，回到自己办公室，包处长和另外几位同僚居然很客气地堵门等他。

“小顾同志，欢迎回来。”包处长边说边给他抛了一根雪茄。

顾骜：“包叔你太客气，都老熟人了，怎么跟我客气起来。”

包处长拍了拍他肩膀：“应该的，小顾你可是觉悟高呐，值得我们学习——跟基辛格教授读博，都还甘心回国。

知不知道，副主任批你出国的时候，可是做好了你滞留不归的思想准备的。毕竟牺牲一个人才，换取多一个建交国、换取乔治敦的华尔士外交学院由大陆学生读研，也值了。”

其他同僚也有附和的：“小顾，你不知道吧，去年开始，国家放出去留学的某些小同志呐。啧啧，国内的时候看着学习好、觉悟也高，看到了外面的声色犬马，就……唉。”

顾骜沉默了两秒，显然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80年代，国内的不自信问题确实是非常需要正视。哪怕是外交系统内本身没问题，但周边人员出现不可描述情况也是难免的。

更别说留学生出去了就不想回来，太常见了。

毕竟哪怕你当个县长，说不定物质生活条件还不如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呢，谁不想过好日子啊。（如果是底特律那种特殊畸形的情况，极个别工人一年70万美元，那省市领导都赶不上）

外交学院培养顾骜固然是花了不少成本的，而且顾骜还是那一批里的顶尖人才。

但如果放弃顾骜这个人才，能换来多一个建交国，那这笔买卖上面的人肯定觉得是划算的。

说不定过年的时候，《人人日报》上大篇幅报道他的好事儿，还是在确认了他的立场后，斡旋示好，给他个甜枣、坚定他回来的信心。

顾骜忍不住叹道：“其实大家都多虑了，我知道轻重的。外国有什么好的。那不过是一个发展成熟饱和了的社会。哪里像我们这里，每时每刻都有上升通道，前途远大。”

包处长笑道：“你肯这么想，那就最好。过会儿中午，副主任可能要亲自给你接风呢，你想想看，到时候该怎么讲话。”

“谢谢包叔提醒，我会注意的。”

“对了，据我所知，你在美国投钱拍了电影——有没有录像带给咱瞅瞅，咱也看看最新的美国大片啥样。”谈完了公事后，包处长忍不住调侃。

顾骜：“我有带胶片拷贝，到时候给你们拿。”

包处长：“谁要拷贝呢，你有胶片我们也没地方放啊，家里只有录像机。”

顾骜：“也是，那等几天吧，我找个朋友帮我翻录一下。”

“算了，走吧，先去接风宴。”

（与高层领导的互动略）

……

在外资委统筹协调秘密工作的日子，过得紧张而低调。

回到京城的消息，顾骜没有通知任何原先在京的朋友，只除了米娜一人。

所以当天晚上，分别了四个月的米娜，就可怜兮兮地找上门来叙旧。

“哥哥，人家想死了。”

“我也想你。”

“真的假的，哪方面想呢？不会只是心在我这儿，身体靠别的方式排遣思念之情吧。”

“你这是反了天了！说好的不图那事儿呢，看我不教训你！”

顾骜本来是想很纯洁一下的，结果还是被撩拨得怒向胆边升，摁得米娜两手撑在床头的墙上乖乖瑜伽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