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前你唱的那首《我不怕》，很多年后，我学会了。
2002年，我上了高中。从小到大，我就是个喜欢被别人表扬的小孩子。我的老师们都很聪明，他们深知我的秉性，特别是我们老班，隔三差五就和我来个爱心交流，只要我有一丁丁惰性出来，他马上笑眯眯地过来：苏米啊，其实你很聪明…为了不辜负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只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我下一周又开始懈怠的时候，老班又会悄无声息地坐到身旁，苏米啊…
他们说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越多，班主任的期末奖金就越多。我常常在想，当初我们老班这么极致耐性地给予我淳淳教诲，并且在填志愿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义无反顾地刮掉了我一中以下几栏的志愿。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刮掉一行的时候，心里就念叨着：奖金又近了一步。在老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下，我果然不负重望，考上了一中。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第一个跳到脑中的念头是：老班的奖金到手了。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常常会抱怨老班，抱怨他当初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抱怨他当初的“糖衣炮弹”，抱怨他为了奖金把我拉去了一中。我常常在脑海中设想，在街上偶遇他的情形。如果遇到，我一定会跳过去，跟他呐喊：老班，你为什么把我骗去了一中。骗去一中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我进了高一（1）班。但我一直没有机会重遇老班，只能自己愤愤抱怨：宁当鸡头不当凤尾。高一（1）班其实没有很严格地说是所谓的优才班，只是整个年级语文第一、数学第一、化学第一、年段第一、年段前五...都在高一（1）班。我说过自己是个贪表扬的人，在众多佼佼者中，我只算是芸芸众生的一员，微小的一粒尘，班级总排名勉勉强强靠在了第48位。
如果得不得表扬的话，那就得到老师的批评吧，那也算一种关注。那时候起，我开始每天最晚一个入教室。会上着化学课，举着《韩愈集》看，老师会很火地把我赶出教室。那时候，我还觉得很酷，噙着双肩包，从前门大义凛然地走出去，那架势就像是押赴刑场的革命英雄。考试的时候，我也开始常常交白卷，数学老师给我用红笔满满写好答案，并写上：不懂得做不要空着，参考答案看看，不懂可以问我。那时候，我非但没有感动，还觉得很丢脸，团起砸向垃圾桶。化学老师送给我一本参考书，让我好好学习，试图改变化学课代表化学成绩全校倒一的传奇，我当着他的面把书送给其他人。应该是那个时候太装了，以至于别人觉得难以接近，甚至讨厌。那时候，宁恕和游离说：苏米看起来很有个性。不知道这所谓的个性是褒义还是贬义。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这是褒义吧。也许，表面越冷淡的人，内心越喜欢温暖的事物。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的装逼起，我常常对温暖的人和物感到眷恋，比如，宁恕。
和宁恕维持了很长的一段同学关系。可以说还算是站的蛮近的同学关系，就真的只是站得很近，仅此而已。
在我的记忆里，宁恕矮矮的，168至多，有点小胖，每天穿着宽松的嘻哈服饰。很多年后，我“无意”中上F大的BBS，看到他们英语班的同学连载的大学故事里提到他：宁恕的衣服总是那么宽松肥大，给人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就连他手上戴的手表也是超大型，比常人的大出好多。
我是A，宁恕是C，游离是S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形容：A和S很多话，S和C很多话，A和C却从来不说话。即使在游离不认识宁恕前，我们之间还是有个互相很好的朋友黄希，那么，如果我是A，宁恕是C，黄希是B的话，也可以是A和B很多话，B和C很多话，A和C从来不说话。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人群中，又总有我们，有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左边，隔着十几厘米的距离，我们真的站得很近。我们彼此不说话，但却通过B或者S来沟通。有一天，B会突然和我说，C问你如何如何；我下一次见到C的时候也不会当面回答，也是和B回答如何如何。再之后，我告诉S，C如何如何；C在答复我他如何如何。在游离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之间有黄希；在黄希高二分班去了理科班后，我们之间又有了游离。神奇的是，我们之间的好朋友总可以是同一个，但我们却总是显得疏离。有时候，这种疏离，会让人觉得莫名地伤感。比如，一群朋友很开心轮流戴着我新配的眼镜，他突然从班级外走进，很开心地拿起把玩试戴，问过游离，是不是你的？被告知是我的新眼镜，他会迅速规矩地放下。那一年里，我常常在脑海中勾画他和我单独坐在植物园石阶上的情境，有说有笑的，很是老友。
宁恕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回应。
一中的校风一向比较宽松，晚自习是7点后你不来，铁门就关了，没事，无所谓，不记名。要来的还得赶早。我和黄希一直都有晚自习，因为可以聊天。我想宁恕之后加入这个晚自习的阵营，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他从来不是喜欢读书的小孩，考试的时候经常作弊。这是我最不耻他的地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哪一天起，他就坐在了我下桌，我们三个人面对面“晚自习”。依旧是ABC的状态。但某一天，我早到了，他也早到了，我的抽屉里塞满了面包、水果。我啃着水果，含着的果核一个个吐出，飞到垃圾桶的时候。他憨傻的脸出现在我面前：在吃什么，看起来很好吃，分我点啊。我含着的果核一下子梗在喉间，半晌答不出话来。为那瞬间的尴尬，为他突然问话的堂皇。我想，如果我不喜欢他，我一定会先从容地喷出果核，然后抬头，扫他一眼，客客气气地回答：可以，要吗？然后，热络地伸过去。但他是宁恕。因为他是宁恕，我停住了，足足盯了他十几秒，呆滞的神情好似在反问他：凭什么?他很讪讪地说着玩笑，走了。应该是很无趣和尴尬吧。那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但我居然没有回应！
他向我借香巾纸，那是“心相印”。
如果不是他要借我纸巾，我怀疑，他不会再和我说第二句话。那天晚自习，黄希神奇地在我们中间消失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坐在我的下桌，感觉到有人说话，不敢抬头，听声音，是他。有纸巾吗？他问。有。好歹我回答了他句。从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掏出了皱巴巴了的纸巾，仍然低着头，不敢看一眼，递了过去，感觉到他接了，忙松开手。两分钟后，他同样还给我那份皱巴巴的香巾纸。把纸巾扔进抽屉前，我扫了一眼，是心相印这个牌子。整个脑袋麻了下，好像，心相印不是一个牌子，而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我们之间的形容词。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买一包心相印，并且平平整整地夹在书的缝隙。期待着，他会再一次问我，有纸巾吗？我会平平整整地递给他。很多年后，我一直保持着随身携带香巾纸的习惯，而且一定要是心相印。我常常幻想，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个穿着宽松连帽卫衣的男生会突然窜到我的面前，叫住我：苏米，你有纸巾吗？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不是一个喜欢念书的学生，虽然，我也不算是，至少他比起我更听话，规规矩矩地上课。只是，他常常忘记带书。高中的音乐课，一周一节，形式主义，听音乐老师谈谈钢琴，或者讲讲乐理知识，大家纯粹当来聊天的。但样子总得装，书还是照拿着，至于是不是挡着书写纸条也好，刻桌椅也好，没人说什么。那天，宁恕又忘了带书，他随机坐的位置刚好在我的斜下桌，他扯了扯我的衣袖：苏米，音乐书借我好吗？下课的时候，我还想着，宁恕会还我书吧，低着头，等他从我身边穿过。只是，他人是走了，书却没有给我。一回头，我的书还孤零零地躺在他方才用过的书桌。好吧，我只能默默地收走。回到红砖楼的教室，却不知他怎么就落在了我身后，即将到教室的楼梯口，感觉被人拍了拍肩膀：刚才，书拿了吗？
好吧，我想与其你还书给我的时候默不作声地递给我，还不如你拍拍我的肩膀，说声抱歉，谢谢。那样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黄希或者游离，和你更自然随意地相处。
每周四中午的广播
很多年后，走在大学的校园里，听着学生们傍晚的广播，常常会想起宁恕。一中的广播站，总是在下午上课的前半小时广播，每周四的播音员是宁恕。每周四我慢悠悠从教学楼的底层走向班级的时候，会看见他飞速地从广播站那边冲下来，踩着铃声，奔到教室。在他奔到教室的60秒，我可以和他对望6秒。每周冲着这6秒，我会提前半小时到学校，花半小时，听他的广播，花15秒“邂逅”他。
那个人笑得好傻，但却好温暖
小时候常常在作文里看到形容一个人的词组，阳光。很多年过后，我依然觉得，在我的身边，真正能担的上这个形容词的，只有宁恕。每次看见他，总是笑容满溢，含着洁白整齐的两排牙齿，到处呵呵呵地傻笑，笑得心无城府，笑得那么憨傻且温暖。背地里，常常偷偷望着他的笑脸发呆。年长的学姐们，在我们那届里，给了宁恕最高人气奖，常常听到学姐们囔囔着高一（1）班的宁恕好可爱啊，笑得傻傻的。那时候，我忽然有种自己抓获的至宝，被很多人分享的感觉。我以为，他长得不算难看，但也不好看，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能关注他的，也只有我这个同班同学。原来，人们之于他，关注的比我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