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晋朝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

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

刘伶嗜酒，常携一壶酒，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强词夺理，可惜。至于王戎，财迷心窍，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谈起于汉末，到魏末时渐成风气。当时清谈，惩两汉儒学寻章摘句、谶纬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转向了道家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谈思想上虽有建树，但已明显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晋王戎、王衍辈，清谈进一步热门化、官僚化、无聊化了。这时的清谈已经谈不上什么思想了，纯粹是为清谈而清谈，实际上是为名声和实利而清谈。

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但与嵇康、阮籍、刘伶等不同。前者有愤世嫉俗的色彩，以隐居不仕为荣；王戎则纯属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发财。

王戎位居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属，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长得极为标致，又聪明伶俐，名声极大，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

王衍清谈并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个人形象和在口头上压倒对方，耍弄的仅仅是顺眼的动作、漂亮的词句及口锋而已。谈玄论道时，总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与白玉同色，相得益彰，号为一绝。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资治通鉴》）。

这真是一个浅薄的时代，连素以深沉见长的思想领域都被如此地浅薄化了，还有什么能保持庄严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谈姿态，迎合了当时浮躁、空虚的社会心理，使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因而累居显职。遂使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为俗务，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谈玄论无，并“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不以为非”。

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难拔。如《世说新语》载“毕茂世（毕卓，晋惠帝大兴年间为吏部郎）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才酝酿出八王之乱这样一次深重的灾难，而由此引起的永嘉之祸，更使经济发达的北中国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

魏晋是一个多事的时代，华夏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汉末动乱的深重灾难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

然而司马家人全不顾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门心思争权夺利，遂使整个社会陷于卑鄙龌龊，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真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司马遹就一直在努力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如今他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若是顺利就能开启一个盛世，若是一步踏错，不但是他，恐怕整个民族就要步入黑暗的深渊。

想到这儿，司马遹决心强力整治西晋官场。

太子大婚的第二天一个震惊世人的消息传遍天下，贾后勾结赵王作乱，企图杀害太子，不料却被太子司马遹将计就计将贾后、赵王一党连根拔除，第二天洛阳城中到处是兵丁捉拿谋反的要犯。

曾经显赫一时的贾家除了贾模一支外，其他所有贾家人全都被太子司马遹下狱，等候问斩。贾家庞大的家财全都被司马遹充公，大量空置的田地被他分给中原遍地的流民。

整个洛阳城都被太子掀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不过这一次和以前不同的是，那些底层的庶民却欢欣鼓舞，因为每一家世家大族被论罪，就会有大批庶民分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