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
从1938年开始,中华民国教育部进行统一招生。全国被化为15个招生区,主要考区都在西部,毕竟东边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各省考试机关可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这些人不用参加考试,但保送生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
每年六月底发准考证,七月初开考,八月份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京派文学家”的汪曾祺,今天为了考西南联大,不得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再从越南走陆路来到昆明。
为了保证准时考试,汪曾祺提前大半个月就来到昆明。他混进学生宿舍住了好几天,每天跟着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吃食堂,居然从头到尾都没被发现异常。
今天,汪曾祺适逢其会,遇到了周赫煊出钱请大家吃猪肉。四十年后,他在一篇名为《周明诚和西南联大》的文章里写道:
“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在昆明的西北角,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在借居于昆明城内和城西。我来到西南联大的第五天,便遇到后来被校友们津津乐道的盛会——周明诚杀猪宴。”
“当时,工学院的师生接到消息,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前来赴宴。临近天黑的时候,人人打起火把穿街过巷,让昆明的警察如临大敌,以为学生们要搞运动了。师范学院离校本部要近一些,他们唱着《大刀进行曲》,但把歌词改成了‘大刀向肥猪们的头上砍去’,颇有些‘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慷慨热血。”
“我不远千里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主要是那里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还没参加入学考试,就见到了名扬四海的周赫煊先生。他这次带来的不是小说或史学著作,而是十头大肥猪,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烟。”
“香烟属于战时管控物资,买几包只要有钱即可,但大量购买且是上等好烟,那就比较困难了。后来我听人说,周先生让保镖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了龙绳曾(龙云的三儿子),那些肥猪和香烟都是龙三公子紧急调拨的。”
“这些香烟背后有故事。周先生刚到昆明的时候找人问路,正好遇见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黄教授自己掏钱给学生做实验,穷得连烟都买不起,在售烟小贩身边徘徊许多,才忍痛买了两根当场大口大口吸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