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嘉宾介绍完毕，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白领中产阶级，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啊，平时很难见到的，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陶先生，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

陶孟和道：“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实上，天津的电车票价，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

周赫煊又问陈岱荪：“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是说自身亏损严重，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陈博士，你是研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专家，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陈岱荪侃侃而谈：“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剩下这2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到去年为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他们不可能会亏本。”

周赫煊问道：“400万元的毛利，那很多啊！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

陈岱荪解释道：“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不叫税，而叫报效费，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车经过租界时，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通过费’。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通过费’，就高达74万元！”

周赫煊总结道：“也即是说，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

“是的，就是这样，”陈岱荪说，“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

周赫煊问张奚若：“张先生，这符合常理吗？”

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恼怒道：“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电车属于公共事业，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不仅如此，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因此，电车公司作为补偿，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纯粹是欺负人！”

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

“太埋汰人了，哪有这样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坚决不坐电车。”

“谁说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还不给他们钱！”

“涨价，涨价，天天涨价。自打我记事起，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

“……”

只听周赫煊继续说道：“难怪天津的各国领事，都支持电车公司涨价，原来他们是一伙的。电车公司涨价越凶，各国租界的收入就越多，这是合起伙来欺负天津老百姓。”

“可不是吗？”张奚若道，“否则日法意三国领事，又怎么会急冲冲地给政府发外交照会，都是利益使然。”

陈岱荪还说：“我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当初清政府和电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确立了电车公司的经营范围，电车公司只能在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范围内运行，剩下的电车路段都属于非法经营。据我所知，后来扩建的电车路段，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也正因为如此，电车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才会那么少。”

“呵呵，原来是非法运营的啊，”周赫煊笑道，“我听说电车公司干这种违法的事，还不止这一出。”

张奚若说：“是的，由于乘坐电车必须用铜元买票，这就使电车公司成为天津最大的铜元兑换商和周转商。由于大量铜元囤积，他们从1920年开始，就把这些铜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私运到日本制造军火武器。”

周赫煊气道：“也就是说，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所用的枪炮，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铜元制造的？”

陈岱荪说：“确实如此。电车公司这种做法，不但在实质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国，还致使大量铜元外流，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天津市政府虽然一再严禁铜元出口，但电车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却没停止，铜元走私一直在悄悄进行。”

说到这里，正在听广播的天津百姓都气炸了。

“原来电车公司这么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以后千万不要坐电车，咱们投的每一枚铜元，都是在给日本制造枪炮啊。”

“再坐电车就是卖国贼！”

“咱们去把鼓楼周围6里以外的电车轨道都扒了，那是非法建造的，没有给政府上税！”

“对，马路是大家的，凭啥给电车公司用了还不交税？”

“打倒电车公司，打倒卖国贼！”

“……”

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瞬间就提升到救国的高度。

当南京政府派来的专员抵达天津时，他面临的是天津全行业罢工罢市，市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各大报纸把电车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净净，老城区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外的电车轨道全部被扒除。

此事件，史称“反电车救国运动”，或者叫“四四爱国风潮”、“四四天津大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