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夜长梦多，贺兰石于朝会次日便将认购国债以及乐输朝廷以资军用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送到了户部度支司。

昌隆号各大股东认购一百万，并出面包销两百万国债之事在京城各大商号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便是一直与晋商集团竞争激烈的徽商集团――五年还本，只一分的利息，这样本大利薄的生意还有什么做头？竟然还要乐输二十万两银子！他贺兰石当真是银子多得烧手，要拿出来做善事么？其中必定有鬼，必定有鬼！

尽管此中奥妙目前朝廷尚在保密之中，但有钱能使鬼推墨，凭借着遍布京师各大衙门的同乡和与官场中人千丝万缕的关系，徽商集团很快探知了贺兰石向朝廷提出的准许晋商参与与蒙古诸部互市贸易的交换条件，都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他们岂能看不出贺兰石那山西侉子打得是什么如意算盘？顿时就更坐不住了。

明朝初期实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手工业也开始恢复与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数量、质量提高很快，民营手工业也日渐兴旺，尤其是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规模生产。农业的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手工业的兴盛和展则提供了可以用于交换的商品。明成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为了漕运需要修浚大运河之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达的城市，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和商品经济的中心。随着城镇经济的展，旧有的市镇逐渐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同时出现了一部分离开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使得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市场已见雏形。

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平和的休养生息，到明中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工农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展，尤其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意识明显加强，导致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商路更加广阔宽泛，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业资本迅拓殖，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以民用产品的长途贩运为主的商业流通面广量大、频繁密集；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的大小市镇，则兴盛勃起，大城市空前繁荣，各地的农村集市与区域性的中小城镇相连接，几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绽现出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作为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店铺业则是熠熠生辉，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都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以地缘、血缘、乡谊为联系纽带的商人集团，如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等，其中势力最为庞大、资本最为雄厚的就是俗称徽州商帮、山陕商帮的徽商集团、晋商集团。

刚刚兴起的这两大商帮都是以交通南北，往来货殖为业，徽商集团以江南的盐业起家，经营范围从繁华闹市到穷乡僻壤，遍步全国各地，经营的商品种类也更为广泛，从盐业、粮食、丝绸棉布、陶瓷茶叶、木器家具到文房四宝、书籍字画，无所不包。而较晚形成的晋商集团主要经营区域在黄河流域，并逐步向南推移；经营的商品主要有粮食、木材、盐业、铁器、牲畜、陶瓷等。商场如战场，由于经营范围、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多有重叠，两大商帮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几成水火之势。

此次江南叛乱，由于徽商集团的根基在江南，主要经营的商品也以江南的手工制品为主，时局不稳、南北交煎对他们的生意影响更为严重，他们的危机感也要较晋商集团更为强烈。如今，晋商集团独辟蹊径，抓住朝廷急需钱粮用兵江南之际，夺得了与北方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专营权，势必将在北方的货殖贸易中占得先机，进而通过用于互市的丝绸棉布、粮食茶叶等江南商品，逐步蚕食徽商集团固有的地盘。因此，他们在佩服贺兰石犀利的商业眼光的同时，也感到了脖颈之处的森森寒意。

不甘心束手待毙的徽商集团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此事。他们策动御史翰林等言官词臣和一部分交好的江南籍官员联名上奏朝廷，攻讦以贺兰石为的晋商集团请开民市之举用意叵测，有勾结鞑虏、资敌倡乱之嫌疑，要求朝廷依律治其干政、资敌之罪。那些或死抱着“重农抑商”陈腐观念不放的清流，或得了徽商集团好处的江南籍官员纷纷上疏，交章弹劾力主其事的严嵩及其同党，一时间朝野上下又闹得不可开交。